沈启贤将军回忆录——在旧军队的兵运活动

  第三篇：在旧军队的兵运活动

  一

  我从汉阴县高等小学毕业后，家里没有条件再继续供我升学，就失学了。这时候母亲病故，社会动荡不安，我的思想比较混乱，感到前途迷茫。

  正在百思莫解的时候，我有一位族兄沈继刚，他从西安回来，身上藏着一支驳壳枪。他说陕北出了一个刘志丹，是一名共产党员，创立的红军，专门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我们相约一块儿去参加红军，走到涧池铺，他又不同意我跟他一块儿去。

  1930年2月，我到县城里找到四叔沈卜五，当时他在沈玺亭司令部任书记官，就留下我当文书，帮助抄抄写写。1931年1月，随沈玺亭部开往安康整编，我没有军籍就穿便衣。

  这时候，正好碰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陕西凤翔县开办了一个随营军官训练班，招收学员。我因为有文化，便被选送参加受训，统一在安康伪绥靖公署集中，保送到凤翔县军训班。

  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只有少数几名下级军官。大约是1931年3月份，到达凤翔军训班编队学习。我是首次过军队生活，同士兵一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久，军训班调到西安大营盘。受训的内容除军事外，还设有政治课，教官是《西安日报》编辑、记者身份。记得在政治课讨论时，其中有这样一个题目“试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这一课题在讨论中引起很大的争论，同学们各讲二者之优劣，使我很感兴趣！我的思想开始倾向共产主义，私下听同学议论江西“剿共”失败的消息，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认为做一个共产党员很了不起。

  在军训班学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不仅学到一些战术、技术，而且我的体质大大增强，但是军阀主义的训练方式，使我很反感。中队长、区队长动辄就打人骂人，对人身的侮辱使同学们难以忍受。

  我记得在凤翔时，大家对姓马的区队长最恨，有一次两个同学带头把他痛打了一顿，我也跟着起哄。事后全中队集合，大队长出面，除对两个带头的同学按照军法处理，给予开除学籍外，对我们跟着起哄的十几个同学，每人都打了几十个手板，我的右手都被打肿了，疼了好多天。

  事后有人私下议论，说这事是共产党挑起的，一直到西安我也没有发现谁是共产党人。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军训班没有什么反共宣传，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肆宣传江西“剿共”如何如何胜利，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

  有一次星期日放假，我在西安城内一条小巷，碰见了沈继刚。他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我看见他搞了许多宣传品，有什么“西北红旗”之类的东西。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一口否认：“不是”，随即又对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经过实际斗争考验才行。” 我 见他这么说，也就不好再问下去了。

  我们学期还未结束，杨虎城派孙尉如率师进攻夺取甘肃省，军训班也随行。临行前，又决定安康绥靖公署警二旅受训学员提前结业，各回原部队。当时沈玺亭警二旅四团受训学员除我而外，还有何继周（振亚）、孟子明、徐海山、沈继清等人。

  不久，我们一行人回到安康，在安康城边一个叫大教场坝的地方住下来。大教场坝有几间平房，在那里进行了一段时间集训。后来，经过安康绥靖公署考试才分配，1931年11月底我被分配到一营二连当排长。这时候，沈玺亭的警备二旅四团混进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旧军人、旧职员，沈玺亭均分配到连、营任主官或副职。沈玺亭靠这些人来治理军队，其部队更加腐败，官兵关系也日益紧张。

  穷苦的人民群众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平利县南面山区的群众，以红带子会名义群起集会，进行抗捐抗税，声势浩大。沈玺亭奉命率部进驻平利，进行残酷镇压。我带领一个班的士兵，护送冬装到警二旅四团设在山区的团指挥部，同时到二连就任排长。

  二连的连长是个老兵痞子，士兵私下叫李歪嘴，是一个大烟鬼，满脸横肉。我一到连队，他集合全连介绍说我是“洋堂毕业生，又从军官学校受训刚回来，有文化、懂得军事理论，比我这个大老粗强，但打仗还没有经验，你们以后写家信可以他…”。散会后他向我吹嘘，这次打红枪会他杀了多少人，还吃了人心，我顿时感到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野兽。

  我到二排任职不几天，便同士兵们交上朋友，士兵都是强征来的，出身贫苦，年轻朴实可爱。我帮助他们认字、写家信、讲“九·一八”全国掀起抗日斗争形势，以此来提高士兵爱国主义觉悟。我从来没有打骂士兵，侮辱他们的人格，而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兄弟对待。士兵有知心话，也愿意同我讲，例如对红枪会、白带子会造反，他们认为都是些穷苦百姓被逼的。

  二

  1932年，警备二旅四团又送我到西安杨虎城的绥靖公署举办的步兵训练班学习。这个班有几个大队，班主任是金敏生（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宪兵营长。每天早上，我们出操的时候，金敏生都骑摩托车来巡视，杨虎城有时也来巡视检阅。

  在学习期间除操练外，在政治上未发现“反共”宣传，相反有地下党的活动。一天早晨我起床时，意外地发现鞋壳里有共产党的宣传品，内容为江西中央红军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等情况。

  福建“闽变”发生后，从种种迹象看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似乎有待机配合行动的动机。一天，杨虎城召集步训班学员训话，重点讲他个人和十七路军的发展史，他反复强调要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指导，同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反对独裁统治等等。

  那时候，西安交通很落后，铁路没有修建起来，不通火车，汽车也很少，交通基本上靠马车。照明没有电，靠的是煤油灯和汽灯，行动很不方便。到夜晚，军营和市内街巷都是漆黑一片。整个国家都是新旧军阀封建割据，蒋介石的势力还伸不进来，宪兵营逮捕进步青年，采取“前门进、后门放”。对于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认为是很光荣的。共产党员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在什么地方？我感到很神秘，又不敢去找人随便打听。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属于地方实力派，最怕被蒋介石吃掉。他时刻提防特务分子打进来，因此对部队的人员思想控制的比较严。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只在上层，基层就看不出来，我很想加入共产党，但苦于无人引荐。

  在步兵训练班军事训练，学的都是德国操典，还有什么四大教程，教官讲的很快，我大部分都没有听懂。

  西安市过去叫长安，这是我国周、秦、汉、隋、唐的都城，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具有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在反动军阀、封建官僚统治下，社会是非常黑暗的。学生、工人等城市劳动者，对蒋介石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罢工、罢课、请愿、示威游行等时有发生。

  有一天，长安市易俗社剧院上演刘永福的黑旗军凉山抗法大捷，博得了观众热烈掌声！在西安的所见所闻，这些社会现象，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增强了我的爱国思想，同时也对自己参加旧军队感到很不光彩。尤其是节假日，接触到汉阴县来西安学习的同乡们，他们同我交谈中根本看不起旧军队这一行，更加引起我的愧疚！于是，我暗暗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军事，以便将来奔赴前线抗日。我军事理论、战术、技术学习以及爬山等运动成绩都不错，毕业考试我名列前三名，还得了奖品。

  三

  在步训班学习期满，我又回到原部队警备二旅四团，被分配到一营四连当排长。曾经两次短期军事训练学习，作为资产阶级军队下级军官，我算是合格的。我到四连就职，连长姓吴，他介绍我到二排并叮嘱说：“二排有几个调皮的士兵，不大好管，请你注意一下方式方法。”这位白面书生连长有文化，为人狡猾，颇有一套笼络士兵的手腕。

  1932年9月初，警备二旅四团在平利县黄州会馆办了一期教育训练班。学员有一百多人，都是来自各连队的班长。教育训练班的班主任是团副王金洲兼，大队长张惠民，还有三个分队长和教务主任，也都是国民党黄浦军校毕业分配来的。我被调任为司务长，管理军需被服、枪弹、伙食等项事务。

  平利县黄州会馆（警二旅四团平利训练地）

  因为业务关系，我同大队长张惠民接触的比较多。逐步了解到，他参加过“宁都暴动”，还担任过红军的副师长，后来因为害怕“肃反”扩大化被害而逃回平利家乡的。从多次私下交谈中，我得知红军作战英勇、纪律严谨、官兵平等，深得苏区广大人民拥护。用他的话说：“提起共军打仗，那可是了不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不怕死，对待穷人特别好，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打了胜仗缴获一切归公……”等等。他之所以敢同我谈这些，是因为沈玺亭这个团的人员都是由来自游击杂牌部队改编的，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鞭长莫及，控制不了，而这也正是我们从事兵运活动的有利条件。

  四

  别士兵因故请假，连长不准，想开小差走，我还给一些路费。就这样，我同士兵们慢慢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逐渐的开始向士兵讲当兵为了谁？枪口应该对准什么人？红军为什么老打胜仗？并且为这一系列的疑问作些进一步详细讲解。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严守机密，但由于没有党的指导，又都很年轻，缺乏秘密活动经验，我们的活动最终还是暴露了。好在沈玺亭没有政治头脑，而大队长张惠民深知我们的活动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他以为我同地下党有关系，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对他也不利。于是，他在点名时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高潮。在当时，我还不清楚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亡国政策，直接影响到军队不谈“抗日”，只谈“反共”。在这种情况下，我同何振亚（继周）多次交谈后联络徐海山、孟子明、赵宏勋、孙善堂（孙启庆）、王万鑫、沈继坤、苟树林、刘炎德、吕耀明（吕治平）等十一人，我们反复考虑，究竟用什么名义建立一个团体，好争取团结更多的士兵参与进来。最后，我们共同的意见是定为“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由孙善堂起草一个《宣言》，内容主要是抗日救国和反对“剿共”等若干条。我们秘密到平利县城的关帝庙集合，以歃血拜把子结盟为掩护，宣誓结为同生共死的战友。

  从这以后，我们开始有计划的进行兵运活动，活动的方法、方式由各自确定。我采取的是给士兵买纸笔教识字，例如把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红军等名词分别拆开来写好后，再合拢给士兵讲，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如果士兵有实际困难，我就想办法帮助解决；如果挨了连长打，我就买烧酒替他擦伤处消肿；甚至个说：“同学们，你们还年轻，头脑单纯，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非法的活动很危险，是要掉脑袋的，到时悔恨莫及……”等等，他这么一讲，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我顿时感到，我们的组织活动暴露了。

  果然第三天晚上，团长沈玺亭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劈头盖脑地指责我：“你们一伙人，夜里在一块搞什么活动，你说，是不是非法的，还瞒着我……”，我极力申辩，他痛斥我一顿也就过去了。我们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同共产党本来就没有联系，也就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我心里还是有底的。

  “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是我同何振亚（继周）发起组织的。当时集会宣誓后，大家推选我为主席，何振亚（继周）为总指挥。现在，我们不能半途而废，放弃兵运活动，一定要继续坚持开展这一工作。但是，经过这次挫折，我们的活动更加小心了，除开汉中的两位战友以外，我们仍旧保持组织联系。

  1932年6月，教育训练班结束了，我们几个人分配到各连当班长、排长，我重新回到四连当排长。四连这位姓吴的连长，善于笼络士兵，他对曾国藩用兵的语录背的很熟，对共产党和红军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还编造了许许多多诬蔑之词，在士兵中喧嚷。他大概知道我在二连和教育训练班的活动情况，对我非常警惕。

  我回到二排后，分别找班长和士兵谈了话，发现连长对全连九个班长抓的很紧，尤其对二、六、七几个班长更信任。吴连长暗中向他们打招呼，叫他们对我一言一行都得留神，不要上了我的当，搞得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同全连士兵都混熟了，和少数青年士兵逐渐建立了感情。个别人便私下悄悄向我试探：“排长，你是同共产党有关系吗？”我当即回答：“绝对没有”。四班长张子新笑着对我说：“人家却把你当作同共产党有来往，是一个危险分子呢？”

  四连的士兵都很年轻，如五班长李传明，是个河南人，非常精明，好学习，认得一些字，善于分辨是非；七班长董志纯是紫阳县人，为人忠厚，好思考问题，他常同我说：“人都是父母生养，为何有穷、富、贵、贱之分，难道真是命里注定的？”二等兵廖明祥，很爱听我讲故事，有一次他私下向我流露：“能当上红军就好了。” 起初我还以为他受连长的指示来试探我，故意严肃地告诫他不要胡思乱想，后来才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

  我到四连和从前一样，通过讲故事来宣传抗日，反对内战。自己拿钱买纸笔，教士兵识字，帮助士兵解决一点儿实际困难，我从未打骂过士兵。不久，我便同全连一部分士兵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信任我，有什么问题，便同我谈，来了家信要我给他们读，回信要我帮忙给写，我也从不推辞，士兵生病了，我找医生给看。我当时每月薪金大约二十块银元，我不吸烟喝酒，除买衬衣、肥皂、手巾外，大部分钱都用在士兵们身上。我逐渐体会到，同士兵共呼吸、生活上打成一片，我就感到很有力量。

  有一次，四连奉命随全营到平利县城外约八十里路山区驻防，协助征收粮收税。吴连长同一家大地主勾得很紧，地主为了利用他看守庄园，以防土匪抢劫，除了请他吃酒席，送厚礼以外，还让自己的小老婆陪伴他吸大烟，全连士兵都不满，私下纷纷议论。

  不久，我因为患疟疾，不得不赶回县城治病。不知从哪里窜来一股土匪，把地主庄园占领了。吴连长带着全连士兵去攻打，土匪是被打跑了，但他自己也在这次战斗中为地主送了命，士兵也伤亡了八、九个人。

  我从县城赶回，士兵们纷纷向我诉说：“为救那个大地主，打了这场仗，连长送了命，还死伤了班长和弟兄好几个，真他妈的一钱不值……”全连乱轰轰的。我作了些解释，还同其他两个排长商量，带着全连到战地收集了几副棺材，将连长、士兵掩埋好，然后率全连回县城整顿。

  没过几天，新任连长杨云锋到职，他是石泉县大地主的儿子。在外地混过几年事，为人很狡猾，有文化善于词令，吹牛拍马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比姓吴的连长更坏。

  五

  大约1934年2、3月，警二旅奉命开往汉中，划归孙蔚如指挥，四团驻在城固县城内。沈玺亭连续几天召集排以上军官训话，主要讲他如何起家，善于打游击战等等。没过几天，杨虎城来检阅部队，他向全旅作了训话，其内容就是动员“围剿”红二十五军。

  不久，全旅开往镇安县，警三旅也开来了。警三旅是杨虎城的直属部队，装备也很好。杨虎城赶来把两个旅集合在一起，作了第二次动员。他说：“这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配合友军围剿从湖北窜来的共军，行动要慎重，千万不可轻敌……”等等。

  我们一到镇安县，就听到当地群众说：“从河南省过来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上万人，打起仗来可厉害了，听说中央军整团整旅的被消灭” ，连里士兵很快就知道了红军的威名。我到镇安县城内走了一趟，发现红军贴了许多标语、传单。当天晚上，我带李传明、廖明祥悄悄地到城东头，用手电筒照明，我很快抄下了红军北上先遣支队贴的《抗日宣言》和苏维埃土地法，以及标语、传单等，作为我们学习的资料。

  当时，十七路军赵寿山旅长说：“剿共能不损失一兵、一枪、一弹实为策。”他这样讲有两重意思，一是保存实力，二是反对“剿共”。

  在镇安县驻军虽然只有两天，却从市民中获悉了红军不少动人事迹。他们私下对士兵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专打恶霸地主、欺压百姓的保安团队，他们不拿普通老百姓一针一线，还给穷人分东西。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说打就打，打则必胜。”班长李传明、董其茂、余吉昌、二等兵廖明祥，听到这些传闻很高兴！私下对我说：“难怪老百姓说红军的好话，见了我们躲躲闪闪，老百姓一定恨我们，当国民党的兵，真他妈的丢人！”我说：“对呀！知道就行，不要让连长知道。”晚上点名后，连长杨云锋训话：“共匪都是些亡命之徒组成的，他们那些宣传都是欺骗老百姓的，我们是军人，千万不要上当，影响我们的士气……”等等。晚间休息，我和几个亲近的班长和士兵在暗淡的灯光下，偷偷地阅读抄来的红军宣传材料并向他们讲解，为后来我们起义参加革命，奠定了一点儿思想基础。

  队伍出发了，将近个把儿月，我们在这深山密林河沟里转来转去。从上面不断传来“赤匪军现在某某地方，正被国军某某部堵剿中。”可是当我们赶到时，连红军一点儿影子也没有见到。而见到的，却是红军用白石灰刷的标语，用红黄绿纸油印的宣传品，贴刷在山村墙头上、悬岩石壁上。那上面醒目地写到：“白匪军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替刮（国）民党蒋介石卖命。”“在某某地方，我军已全歼白军一个旅、活捉旅长某某。”接连不断地传来红军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消息，吓得陕南各县的豪绅地主、官衙乡团保长，纷纷逃进深山险要的山寨躲藏。我虽然抄阅了不少红军标语传单，但也没有亲眼见到过红军。

  一天中午，在一个山岔子上，先头部队同红军接触打响了。我很快爬上山岔，看到红军数千人井然有序地登上对面山坡，这边的迫击炮、轻重机枪乱放一通，红军一点儿损失也没有，安安然然地从对面山上撤走了，这也算打了一仗。警二旅就是这样被红军牵着鼻子，在深山峡谷中来回转来转去。不久传来消息，陕西警一旅、警三旅先后在某某地区被红军歼灭。警二旅上下都为之震惊！士兵们私下嘀咕，下一次大概就轮到我们头上了。这种“谈虎色变”的低落士气，如何能够“追剿”红军。

  一天，我们经过警一旅被歼的一条大山沟里，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三、四天了，但是在长达十来里路的战地上，还残留着血迹斑斑的尸体和破破烂烂的武器装备。

  警三旅被歼，后来听说这个旅里面有地下共产党组织，遭红军伏击后，没有抵抗就被消灭了。警三旅旅长张汉民，还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均遭误杀，当时红军执行左倾路线的个别领导人，是不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的。

  几个月过去了，警二旅尾随红军，到达距华阳镇三、四十里的一个镇子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旅长张飞生穿着不合身的士兵服，在一座庙前集合，训话吹嘘说：“这股赤匪已被国军追剿的精疲力尽了，今天我们要把它消灭掉……”说毕部队接着出发，按照五团、四团、六团的顺序向华阳镇开进。

  这天，我所在的四连担任掩护团电台的任务，走在全团的最后。到下午三点多钟，就听到前面战斗打响了。只见前面山谷里硝烟弥漫，枪声、炮声、手榴弹声交织在一起。不一会儿，部队纷纷溃退下来，在一个山村里驻下。

  这一仗，旅长张飞生负伤装死乘乱逃回来，六团被歼两个多营，团长鲁琼侠被俘后又放回来了，四团也损失了两个多连的人员。

  华阳镇一仗，警二旅遭到迎头痛击，在官兵中产生两种不同的情绪，军官们垂头丧气，生怕同红军打仗，士兵们则无所谓，私下里都把旅长装死逃回来的事，当作笑话传说。

  我们的四连连长杨云锋这一次可吓坏了，尤其是发现连里士兵情绪反常，更使他坐卧不安，即使晚上睡觉，连衣服也不敢脱。传令兵悄悄告诉我：“连长不想干了，他怕连里发生问题，要请假回家。”

  果然没过多久，连长杨云锋就借故请假，溜回石泉老家了，接替他的是杜副连长。杜副连长在冯玉祥的部队干过，人很年轻，训练要求很严，经常打骂士兵，我每次劝他，他也不改。被他打骂过的士兵，我帮助治伤，挨过骂的，我劝说要忍耐。

  不久，警二旅从汉中地区撤回，到西安东南面的引驾廻（镇），加强西安的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