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民是胜利之本
|
1958年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浩浩荡荡通过广场的首都民兵师方队时，意味深长地对站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说：“我们有一亿民兵！”赫鲁晓夫听后震惊不已。 1985年，中国百万大裁军后，邓小平指出，在当前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役部队大量裁减的情况下，更要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有重点、有计划地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 1991年，江泽民指出，我们是一个有11亿人民、五千年文明历史、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又有党领导的三百多万人民军队，还有广大的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这个分量是任何人都要掂量掂量的。中国人是不可侮的，不可战胜的！ 在全国人民昂首阔步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回顾中国民兵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民兵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国民兵取得的每一成绩，都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的关怀紧密相联。 毛泽东———在人民战争中缔造中国民兵 毛泽东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中国民兵的缔造者。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民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令帝国主义、反动派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关于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的思想，形成于他早期的革命实践。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中部农村对农民运动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使毛泽东对一个问题的思索渐渐地明晰起来：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要进行“武装的革命”，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人民武装的建设和运用上，并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思想。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那种“一枝枪也要集中到红军”， “只要主力红军，不要群众武装”的错误思想和做法，而且把武装群众规定为红军的任务，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之外，还要负担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群众武装的工作如火如荼，农民自卫军、梭镖队、赤卫队、童子军、少先队等各种形式的民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从1927年到1937年，在10多个苏区红色根据地中，民兵一度发展到300万人，是当时红军兵力的10倍，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民兵的大发展时期。据统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参战民兵超过174万人，共作战29．6万多次，共歼日伪军10．6万多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数以万计。毛泽东因此而总结道：“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在解放战争中，各解放区始终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的指示，大力发展群众武装。到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队伍已发展到550多万人。广大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发展生产，在三年解放战争这个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兵队伍是一支伟大的战略力量。 1950年的北京金秋，全国有43名民兵代表被党和国家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也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告诫全党：“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斗争中，仍然要加强民兵建设，坚持人民战争。在毛泽东关于民兵建设的思想指引下，经过全面整顿的中国民兵到1953年前后已发展到4000多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农村人口的7％～9％。1958年，美国在中国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扬言美国海军随时准备在中国大陆登陆。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在此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就迅速组建了为数众多的民兵师、团。1958年国庆，当首都民兵师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对站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说，我们有一亿民兵。赫鲁晓夫听后非常震惊。实际上，到这年的年底，中国民兵已发展为包括5000多个师、4000多个团，总人数为2．2亿的全民性武装组织。1961年，经过调整的民兵数量虽然减少了几千万人，但仍有1亿多人。如此众多的中国民兵，成为中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任何企图来犯者都有不容低估的震慑作用。当世界面临美国核讹诈的时候，英国名将蒙哥马利1958年来中国并参观了中国民兵的军事表演后说，战争光靠原子弹解决不了胜负问题，谁要想入侵中国，碰到了中国的民兵，是进得去、出不来的。当时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打游击的专家，现在民兵遍地，如果美国和中共一旦作战，登上了中国大陆，就等于陷入了泥沼，寸步难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147万民兵参加了志愿军，有81万民兵参战支前，其中随军入朝支前的民兵有21万人。毛泽东曾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主要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历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数以万计的民兵参战支前，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次又一次地给来犯者以沉重的打击。 民兵制度真正是一个顶好的制度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对于民兵制度，毛泽东曾这样说道：“抗日自卫军制度，是抗日战争中使全体人民军事化的一种优良制度，游击队有了他们得到大大的助力；正规军有了他们得到兵力的补充，真正是一个顶好的人民抗日制度。”这段话代表了毛泽东对于民兵制度地位和作用的基本评价。 民兵制度是组织和武装群众的重要形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指出：“ 民兵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那么，采取何种形式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并发挥民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呢？那就是建立民兵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民兵制度是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政权建设的需要建立和发展民兵制度，是毛泽东重视民兵制度建设的原因之一。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指出，不能等待群众觉悟了，革命的力量形成了，再来建立革命政权，而应首先建立革命政权，并在此同时建立群众武装，以保卫和巩固革命政权。为此，苏区各级政府都编设了军事部，专门负责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民兵成了带领群众向地主斗争的骨干力量，群众称民兵是贫苦农民的“台柱子”。在解放初期，各地区纷纷组织自卫队、保家队等群众武装，实行联防抗匪，有力地保卫了新生人民政权。1951年以后，由于义务兵役制和预备役制度的实行，民兵建设曾受到一些影响。对此，党中央在1954年8月作出的《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中重申：“民兵制度必须保留，绝不能取消，而从巩固农村治安的意义上来说，还必须适当加强。因实行义务兵役制或认为天下太平无事，而取消民兵或放松对民兵的领导，都是错误的。”1964年，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指出，地方党委要管军事、管民兵，不能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为使民兵制度成为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党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党委、政府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实行双重领导”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不仅成为民兵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有力地加强了民兵建设，并保证民兵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早在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基本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加以确立和完善，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建设的基本模式。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是实施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础，同时又是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重要保证。许多战绩卓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师、团都是由成建制的民兵组建起来的。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1962年6月19日，广州军区领导向前来视察的毛泽东汇报工作。当谈到战备工作和民兵工作还不够落实时，毛泽东指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工作“三落实”是毛泽东对民兵工作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的高度概括，也是毛泽东关于民兵建设的一贯思想，由此成为毛泽东民兵建设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在同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座谈时，又进一步阐述了民兵工作“三落实” 的内容。他说，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拢来。以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军事问题时再次指出：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要有兵有官。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有政治部，有政委，有教导员，有指导员，做人的工作。1964年，在全军兴起大比武活动的同时，民兵的军事比武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这年的6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由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在北京组织的部队和民兵军事汇报表演。当看完了山东民兵代表的射击表演后，毛泽东非常高兴，高度评价了民兵的军事技能。1969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和周边形势，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并反复强调：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并明确指出，战时“要组建地方部队，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中央军委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于1970年8月召开了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对加强民兵建设和民兵战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认真做好战时组建地方部队的准备，以县为单位组建了民兵独立营、团。1973年后在民兵独立营、团的基础上，全国多数县建立了民兵武装基干团。多年来，在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的指引下，各级人武部门广泛深入地开展民兵工作“三落实”活动，促进了民兵建设的全面发展。时至今日，民兵工作“三落实”，仍然是指导民兵工作的重要方针和检验民兵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邓小平———在调整改革中开创民兵建设新局面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及中国民兵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把国防建设战略指导方针由临战状态转到和平建设轨道上来的同时，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改革，开创了以民兵为主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新局面。 “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位置” 1978年7月，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总参领导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汇报会议筹备情况。期间，邓小平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位置”。此言一出，全军官兵、人民武装战线的同志们和数千万民兵无不欢欣鼓舞。 “文革”动乱刚刚过去，中国民兵建设遭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元气大伤。邓小平以其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深谙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深知民兵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国家安全中的战略作用。他指出：“我们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就是人民战争。”“敌人要打进来，中国的‘三结合’就会叫敌人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邓小平在着力抓好军队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民兵建设，亲自批准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他在会前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恢复老传统，从战略的高度加强民兵建设。1978年7月，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后的四个月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8月24日颁发《民兵武器装备管理规定》，10月14日批准颁发《民兵工作条例》，同时决定在基层行政单位和企业、事业单位及高等院校设立人民武装部，配备专职人民武装干部。11月恢复了中央军委和各级地方党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上述重大措施，使民兵工作的传统得以恢复，使民兵作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助手和后备军，发挥其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战略作用。198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提出“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相结合，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必由之路”的重要思想。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多场局部战争，已经显现出现代局部战争的新特点。有人据此怀疑民兵的作用，怀疑人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强调，民兵的作用没有变，人民战争制胜的规律没有变，坚持民兵工作要提到战略位置，同时要求全军根据现代战争出现的新情况，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邓小平认为：“现代条件下，老的游击战还是有用的。例如民兵从地道里出来，用导弹打敌人的坦克，就是现代武器的游击动作。也可以藏在山洞里，突然出现，袭击敌人。对飞机场也可以利用夜暗或地道接近，突然行动。”他还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1984年国庆，当威武雄壮的首都钢铁公司男女民兵方队代表数千万新时期的民兵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要反过来，民兵应成为生产的骨干” “要反过来，民兵应成为生产的骨干。”这段极具个人语言特点的话，是邓小平在1978年7月就修改全国民兵工作会议报告而作出的重要指示。他说：“报告中的一句话要改一改，说只注意生产，忽视了民兵，不注意战备，不这样提，做好本职工作，占生产的时间不要太多。民兵都是青壮年，应成为生产的骨干、主力军。要搞好战备，就要成为生产的骨干力量。这是统一的。”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上来，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构想已经孕育成熟。因此，他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和平建设时期民兵工作方向的本质概括。 民兵要成为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是邓小平关于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后备力量体系的有效途径。邓小平强调，平时要尽量减少民兵活动的时间，努力减轻群众负担，调用民兵要严格审批手续，要爱惜民力，以利于群众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必须充分认识到民兵首先是“民”，其次才是“兵”；必须处理好民兵习武与劳动的关系，坚持劳武结合，以劳养武，更好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作用。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明确了新时期民兵预备役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适应国防建设需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民兵工作方针，再次对民兵预备役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过调整，民兵数量和训练任务进一步减少，教育训练的时间也大大压缩，对于解放生产力、减轻群众负担、促进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各级人武部门组织和发动广大民兵积极开展了参加“两个文明”建设活动、以劳养武活动和多种形式的生产岗位创先立功活动。民兵还积极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国家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和抢险救灾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组建预备役部队是个好办法” 80年代初，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在加强传统民兵建设的同时，开始建立一支新型的国防后备力量即预备役部队，为中国国防力量建设找到了一条“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出强兵”的新路子。 1982年初，总部在沈阳、北京两战区进行了组建两个预备役师的试点工作。到1983年上半年，首批建立的锦州、雁北两个预备役师组建完毕，试点工作圆满完成。1983年8月，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关于预备役部队组训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指出：“组建预备役部队是个好办法。” 在建立和发展预备役部队的同时，邓小平仍然把民兵作为兵员动员的基础，高度重视加强民兵建设。1984年5月，他亲自为刚刚创刊的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民兵》杂志题写了刊名。他说：“地方县以上的干部，大部分是部队转业下去的，有战斗经验，战争来了，可以马上带兵打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各级人武部门在减少民兵数量、压缩民兵训练任务、缩小民兵组建范围的同时，以基干民兵特别是民兵专业技术兵为重点，着力抓好战备制度、组织调整制度、政治教育制度、武器装备管理制度、军事训练责任制度等基础建设，使民兵的质量建设进一步得到提高。民兵中退伍军人和经训民兵所占比例得到增加，民兵的编组形式更加适应遂行任务和战时动员的要求；民兵军事训练内容得到改变，训练层次有所提高，初步实现了基地化、规范化；民兵的武器装备实现了县以上集中保管，武器装备品种进一步更新，管理手段更加现代化；民兵的战备工作进一步落实，边海防民兵哨所的执勤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各种民兵应急分队都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在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民兵建设理论的指引下，经过多次调整改革的国防后备力量，在“802”、“西部88”、“9410”等大型军事演习和抢险救灾中，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动员水平和较强的战斗力。 江泽民———在跨世纪发展中推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一贯高度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始终把民兵预备役工作当作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思想，针对世界政治格局和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针对我国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对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坚持打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和精辟论述。这些新的重要思想，成为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跨世纪发展的行动指南。 人民战争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江泽民反复强调：“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变化，人民战争都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他指出，应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现阶段我们确有困难和短处，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的真正优势还是人民战争。我国良好的地理条件，深厚的战争潜力，相当规模的常备军，有限的核反击力量，丰富的人民战争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遏制战争、战胜敌人的基础，也是这么多年来任何强大敌人都不敢贸然入侵我国的重要因素。这是个了不起的优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人民战争是我们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战争宝贵经验的结晶。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人民战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人民战争思想，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和特有优势，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江泽民强调指出：“今天的人民战争，跟当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比，它的形式和内容都会有变化。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研究新的打法。也就是说，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要向前发展，好的传统要继续坚持，具体的打法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善于创新。” 适应时代的要求，建设一支精干的常备军，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防动员机制，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相结合，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和坚持人民战争的必由之路。江泽民敏锐洞察世界科技发展和战争形态变化的新趋势，着眼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提出了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新思路。他指出，民兵预备役工作要坚持“ 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方针，要求“预备役部队和民兵要保持适度规模，优化结构，提高快速动员能力和训练水平，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并突出抓好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应急分队建设。他强调，要按照“ 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的方针，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做好国民经济动员、科学技术动员、交通战备动员等各方面的工作，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指出，为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也要切实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要更多地注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的地位；要确保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等要害部门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得到落实和加强。“特别是港口、交通、通信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未来战争准备的重要内容。我们把这些部门和单位的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管理计划，就能确保这些要害部门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得到落实和加强。” 在到各地考察工作的过程中，江泽民总是要到主管民兵预备役建设的省军区，听取他们关于民兵预备役工作的汇报，勉励省军区系统的同志，认清肩负的重要责任，努力把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搞上去。他还多次观看有民兵、预备役部队参加的军事训练演习。在江泽民的正确领导和关心下，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了民兵、预备役部队质量建设的力度。民兵组织通过改变编组原则，扩大编组范围，大幅度地提高了退伍军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民兵应急分队、民兵高技术分队、民兵海上运输分队、民兵雷达分队等各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的民兵编组形式相继出现。预备役部队经过全面调整，领导得到了加强，布局更加科学，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所占比例得到提高，兵种结构日趋合理。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军事训练也逐步摆脱了传统模式向较高层次的方向发展。随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武装学校升格为学院，基层人民武装干部的培养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行列。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和支持民兵预备役建设 江泽民早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曾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在现役部队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特别重视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把民兵预备役工作做好。我们决不能等到发生重大事情了，再想到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了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性，指出：“ 我们决不能把民兵预备役建设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只有在平时重视和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才能在关键的时刻拉得出，用得上。”1991年3月，他在与地方党政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主的同时，也要充分肯定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要兼顾和解决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适当比例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国防后备力量有计划地同步发展。” 做好和平时期的民兵预备役工作，最根本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加强各级党委对民兵预备役工作的领导。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把军事知识引入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库，把懂点军事作为各级干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必备素质，以增强各级党委抓好民兵预备役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更好地把握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主动权。他多次邀请有关专家为各级党政领导上课，介绍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世界军事领域的重大事件和国防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不断强化各级党政领导的国防意识和战备观念。他亲自率领上海市委、市顾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协、市政府、市武委会的100多名领导干部到吴淞口军事要塞过“军营一日”生活，以加强对军队的了解和理解。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他仍然十分关注提高地方领导干部军事素质的问题，多次指示有关部门选送地方干部到国防大学学习，培养提高他们领导组织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能力。 1994年9月1日，江泽民在会见全国部分地区民兵预备役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抓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是地方党委、政府最直接的国防任务，省军区要十分注意抓好民兵预备役工作。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军事部门要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重视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动员广大预备役官兵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与此同时，他要求军队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更加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使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与军队建设同步发展。他语重心长地说：“民兵在我们党的斗争历史上是有光荣传统的。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解放以后，民兵始终是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我们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建立健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新机制 80年代末，随着改革全面展开，城市民兵工作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提出，让厂长（经理）任民兵组织负责人，把经济责任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责任一致起来，把国防后备力量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市率先把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全面管理，总结了“八纳入”的新鲜经验，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的民兵预备役工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八纳入”的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八纳入”是新时期城市民兵预备役工作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是实现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有效途径。哪个地区、哪个企业“八纳入”搞得好，民兵预备役工作就有地位、有作为；反之，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就很难摆上位置，很难正常开展下去。 积极探索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新特点、新规律 在长期的相对和平环境中，如何使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做到既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又适应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江泽民从民兵既是民又是兵、劳武结合的特点出发，对新形势下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他深刻揭示了民兵预备役的根本职能以及“兵”与“民”的基本关系，强调指出，国防后备力量是战斗力与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国防潜力的共同载体，肩负着建设“四化”和保卫 “四化”的双重任务。“建设‘四化’的生产力可以转化为保卫‘四化’的战斗力，建设‘四化’的物资也可以为战争服务；同样，平时的民兵预备役队伍可以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战斗力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必须按照平战结合、劳武结合等原则，积极寻找新的结合点，不断扩大结合面，使民兵组织从单一的武装组织变为适应军事、生产、治安、抢险救灾等多方面需要的组织。这样，民兵预备役工作就大有作为，更有活力。”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要坚持向多种职能方向发展，特别要注重把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这是江泽民关于新时期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强调，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军事部门要把组织发动民兵带头参加“两个文明”建设，作为开创民兵工作新局面的一个带方向性的重要环节来抓；要组织发动民兵积极参加并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勇于承担突击性任务，为振兴企业经济作贡献；要在“基干民兵队伍中逐步建立精神文明宣传队、为民服务队、生产突击队、抢险救灾队、战备执勤队，从组织上保证民兵组织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近些年来，军地双方密切协作，共同努力，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特点规律，使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民兵、预备役部队各级组织健全，领导坚强，人员充实，素质较高，武器装备和各项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预备役部队经过调整改革，布局更加科学，编成内各兵种结构更趋合理；民兵、预备役部队军事训练向专业化、科学化、实战化方向发展，快速动员和遂行任务的能力明显增强。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社会生活、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逐步纳入法制轨道。江泽民高度重视我国的法制建设，历来强调国防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法律，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军，强调要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立法工作。近些年来，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民兵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各地也相应制定了一些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建立起系统配套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法律法规体系，从而使民兵预备役工作逐步摆脱了主要靠行政手段的局面，走上了依法办事、健康发展的轨道。 展望新世纪，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国防后备力量一定会乘势前进，再造辉煌，胜利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解放军报 原载《中国民兵》） |
陕公网安备 6109210200010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