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阴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但伴随着青年劳动力人口以农民工的身份大量流动到城镇与城市，加速了乡村人口的老龄化进程，乡村社会的成员结构发生变化，在传统农民之外，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工、农业企业主、个体户等群体日益壮大;乡村社会正由一家一户向与农业大户或农业企业多元并存的生产方式转变;市场成为农村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之一，乡土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正在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半陌生人社会等因素，给乡村治理工作带来了新课题。
汉阴县人口31.3万，其中，农业人口26万，常年外出人口6.3万，出现了不少“空心化”村庄，乡村社会治理遇到了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近年来，汉阴县委、县政府探索出了“321”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即推行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密切“党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中心户长联系选民”为纽带，以管理网格化、服务精细化为路径，以村级治理平台为依托的“三线两化一平台”基层治理模式。为乡村治理探索了新路，收到了良好效果，得到了中、省、市肯定。
一、“321”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
(一)创新“三线”联系群众机制。一是以镇党委抓村党支部，党支部抓党员，党员联系群众为第一条线。依托党员“积分制”管理，让全县农村有能力的2123名农村党员与3485户9723人贫困户实行结对帮扶，通过实事承诺、日常践诺、年终评诺、全年积分制管理等方式，面对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充分发挥了党员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以镇人大主席团抓代表小组，代表小组抓代表工作室，工作室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为第二条线。在各村建立人大代表工作室，通过联系走访、开展周三接待选民日活动和季度召开选民座谈会，收集听取选民意见建议，为群众排忧解难。2015年以来，全县629名各级驻村人大代表，共收集选民意见4100余条，并一一回应解决。三是以镇政府指导村委会，村委会抓中心户长，中心户长联系村民为第三条线。通过镇政府指导村委会工作，群众推选中心户长，依托村组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建立中心户长联系村民制度。全县共推选中心户长2354名，协助镇村做好信息收集、政策宣传、纠纷调解、治安联防、重点人群帮教等工作，重点为贫困群众、鳏寡孤独等特殊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2016年以来，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8900余起。
(二)推行“两化”管理服务措施。一是实行网格化管理。在切实抓好“三线”联系的基础上，全面实行网格化管理。以村为基本单位，根据村民居住集散程度、人口数量等因素，划分若干个一、二、三级网格，一级网格长由村(社区)三委班子成员兼任，二级网格长由村民小组长担任，三级网格长由“三线”人员担任，每名三级网格长联系20至30户、70至120人划分，共划分三级网格4876个。网格长负责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掌握社情民意、收集群众诉求、及时反馈信息、化解矛盾纠纷等事宜，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服务全覆盖”。二是实行精细化服务。对家庭经济收入持平和超过全村平均水平且连续三年被评为平安家庭的农户定为放心户，标为“绿色”户，实行等候“在线”服务;对家庭经济收入低于全村平均水平且近两年未被评为平安家庭的定为关心户，标为“黄色”户，实行定期入户服务;对“三留守”人员家庭、残疾人家庭、贫困户家庭、有服刑或刑释解教人员家庭定为连心户，标为“红色”户，实行“一连一或一连多”帮联服务热线服务。日常工作中，要求全体党员、村级干部和“三线”人员按照“绿户门前放心行，黄户门前停一停，红户门前要上心”的要求做好联系帮扶。
(三)发挥村民自治平台作用。构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代表)大会为决策主体、村委会为执行主体、村监委会为监督主体、村级经济组织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六位一体”村民自治平台，主要是为了满足全体村民对村组经济发展、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谐稳定等共性需求。一是坚强支部发挥核心作用。注重把“三线”人员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选优配强支部班子。新一届村班子中吸纳专业合作社负责人104人，退伍军人74人，产业大户407人，务工能人114人。二是健全“一约四会”制度。以村(社区)为单位，组织群众制定乡规民约，逐户签订守约承诺，用乡规民约引导约束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着力培育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治理能力。2017年以来，共表彰新民风先进典型600余人，开展评议773场次，公开评议正反典型1500余人次，征集好家训200余条，“沈氏家训”被中纪委全国推广。三是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组织。全县共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12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318家，互助资金协会86个，促进农民人均增收9%以上，2018年带动4435户15737人增收脱贫。组建志愿者服务队180余支，红白理事会、乡贤协会、文体协会等社会组织200余个，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四是积极开展民主协商。出台了《村(社区)民主协商议事制度》，积极推行“干部说法说政策、群众说事说心声、大事要事民主协商”的“两说一商”机制，吸纳威望高、办事公道的老党员、老干部、乡贤人士、群众代表参加，依托院落会、小组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民主协商，创新民意收集渠道，增强群众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自治意识，为乡村全面振兴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五是建设信息平台。推广应用“手机+党支部”平台，全县大部分村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筹资700余万元，县、镇、村分级建立了“321”大数据中心，将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综治维稳、民生保障、环境保护、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电商服务等融为一体，建立“8合1”信息平台，全面实时采集人、地、事、物、组织等各类信息，实行动态管理，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
总体来说，通过制定完善乡规民约，逐户签订守约承诺，推广优良家风、家训、家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通过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群众性社会服务组织，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经济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助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自治组织化水平全面提升;通过民主协商，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变为村党组织的思路和决策;通过不断完善村级自治信息平台大数据系统，构建了政策宣传、村务公开、服务群众、农产品销售的有力平台，为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主要成效
(一)探索实践转理念，形成了治理合力。实行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社会的一大进步，但由于自治方式还不完善，长期以来乡村事务仍是由少数人操心。“321”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了社会治理理念。这一模式通过对农村党员实行实事承诺和积分制管理，切实增强了党员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在各村建立了人大代表工作室，年终选民对代表履职情况进行评议，为各级人大代表开展工作搭建了平台;对中心户长实行“以事奖补、以案定补”、跟踪培养机制，让中心户长既有“钱图”，又有前途。县上成立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动态随机进行民意抽查调查，调动“三线”人员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发挥了群众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使农村社会治理日趋成为全社会参与治理的“大合唱”。
(二)畅通诉求多渠道，维护了农村稳定。“321”乡村治理模式的推行，彻底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只找村干部，无事不登三宝殿”的现象，群众的诉求渠道被拓宽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人多了，协调解决群众矛盾纠纷的力量强了，以前村干部难以发现、未及时发现、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三线”人员与服务对象拉家常、练感情，及时发现、掌握矛盾纠纷隐患，对能化解的及时化解，暂时化解不了的跟踪稳控，做到矛盾不激化、不上交，有效预防了“五失”(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家庭失和、情感失迷)人员恶性案件的发生。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激化”的目标。2018年，汉阴县社会治安满意率达95.97%，创历史新高，位列全市第1、全省第4，被评为全省综治平安建设先进县、2018年全国社会治理创新示范县。
(三)消除治理盲难区，实现了乡村治理全覆盖。“321”乡村治理模式将群众分为放心户、关心户、连心户，按照就近就便就亲原则，靶向施策，实行定制帮包服务。全县乡村共划分成4876个三级网格，做到了全县10个镇、149个村(社区)、1441个村民小组、7.8万农户全覆盖，实现了“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每格有人管，每户有人帮。在网格化管理中，各村都建立了一套民情台账，制定了每户“三线”人员联系卡，让群众能随时咨询政策，反映情况并及时得到受理。以往群众办事是“鞋跑烂、腿跑断、事难办”，现在是“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干群关系如鱼水”。
(四)加强新民风建设，推进了乡风文明。汉阴县把推行“321”乡村治理模式与提倡德治紧密结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定乡规民约，大力开展“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道德评议活动，设置道德讲堂、红黑榜等载体，提炼推广优良家风家训家规，培育文明新风，引领社会风尚。2017年以来，共表彰新民风建设先进典型600余人，开展评议773场次，公开评议正反典型1500余人次。全县80%的行政村修订完善了乡规民约，征集优选家风家训200余条，我县“沈氏家训”被中纪委全国推广。
(五)凝聚了民心民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21”乡村治理模式使群众的怨气想法有了倾诉之处，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问题有了解决之途，想提意见建议有人倾听，群众的气顺了、心齐了、劲足了，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增强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更好了，凝聚起了追赶超越的强大动力，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加。2018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95元，同比增长9.5%，增速位列全市循环县区第2位。
汉阴县“321”乡村治理模式被评为全国第四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典范案例，被写入省省政府委1号文件，先后在“全国乡村振兴”工作座谈会和全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电视电话会上做经验介绍。
三、几点启示
(一)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与脱贫攻坚相结合。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是推进镇村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建设，真正使农业农村达到现代化。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我们必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把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放在脱贫攻坚的具体工作中去思考、探索和实践，坚持“两手抓”，一手抓脱贫摘帽，一手抓乡村振兴战略布局，做到“两手硬”。“321”乡村治理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完成了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转变，在治理体系构建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监督权，实现了“共建、共治、共享”。
(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321”乡村治理模式，充分调动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中心户长以及农村各种能人发挥作用，有效解决了乡村治理力量不足的问题，形成了乡村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汉阴农村“321”治理队伍共有4860人，是村干部队伍的6.2倍，他们来自基层、扎根基层，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带领下，村支部、村委会、人大代表和社会组织团体一起拧成一股绳，“好支书、好班子、好路子”同向发力、共谋共治，发挥治理合力。“三线”队伍建设与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结合，着力锻造了“三线”人员的责任担当和工作能力，使其真正成为组织的触角，为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力量。
(三)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与推进新民风建设相结合。当前乡村治理正在从单向度治理向多维度治理转变，村组中的乡土性元素就显得尤为重要，熟人社会的运作逻辑使得村庄治理更为简约。“321”乡村治理模式发扬了一约四会、乡规民约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教化作用，发挥了乡贤，尤其是“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老医生、老战士)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把新民风建设与“321”一平台的自治内容有机融合，从村民最迫切的现实需求中去探索乡村善治之道的新方法，从而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解决乡村社会多层次的问题和矛盾。
(四)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自治是现代乡村的基本治理方式，但自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现代法治社会与我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法治社会一切都是法律说了算，熟人社会中打官司则会结下世仇。“321”乡村治理模式，在坚持自治、法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县、镇、村三级信息大数据平台，依靠互联网技术，让县镇村第一时间掌握群众心声和村情民意，同时推行“两说一商”、“一联二帮五教育”，通过道德讲堂、红黑榜、乡贤调解等多种形式，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形成了民意表达、民情搜集、解决落实和信息快速反馈的良性循环，有效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现代化水平，确保实现乡村社会长治久安。
(五)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与密切联系各方相结合。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需要汇集县、镇及社会等外部一切力量，内外联动，合力解决好整体持续发力问题。“321”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健全各类组织体系、建立“三联三管”机制(三联，即：县级领导联镇、部门联村、干部联户，推动“321”基层治理工作有效开展。三管，即：通过纪委监委延伸管权力，正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通过村财审计管资金，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通过公检法管行为，坚决打击和管住违法行为)，充分调动县镇各级干部、经济和社会组织、广大群众等一切力量积极参与“321”乡村治理模式，保证了“321”乡村治理模式有力、有序、有效运行，实现了组织有效、资源资金有效、产业有效、整体持续有效，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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