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启贤将军回忆录--第九篇 军事院校工作经历（二）

  第九篇：军事院校工作经历

  二

  1955年，我国军队为了适应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实行军衔制，授予全军指战人员军衔和勋章。我荣幸地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八一”三级勋章、独立自由二级勋章、解放一级勋章。这是我终生的荣誉。当年隆重举行授衔、授勋典礼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5年11月26日，我收到南京军区参加授衔典礼的大红金字请柬，请柬上写着：“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命令，订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授衔、授勋典礼，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请届时参加，接受军衔。”

  同时，我还收到陈毅元帅以个人名义为庆祝授衔、授勋典礼而订于1955年11月30日举行酒会的请柬。其请柬和信封都是用民间表示喜庆的喜鹊团锦花纸，非常雅致。

  所有请柬背面都贴有注意事项的字条。为了使参加典礼的同志了解整个典礼情况，典礼秘书处还随请柬附送一本特别印发的《南京授衔、授勋典礼须知》(内容包括日程排列、授衔、授勋典礼程序以及典礼、酒会、晚会、着装等须注意的问题和勋章佩戴位置的图示)，工作十分细致，也可以看到共和国这第一次为开国功臣授衔、授勋典礼的隆重和气派。

  当时，我是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奉命创建空军系。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到和平环境的城市才两三年，一切都很新鲜，都要学习。此时收到参加授衔、授勋的请柬，心情非常激动。

  全军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中央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启动。1953年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对我的鉴定，功过都写得非常具体客观。甚至我1951年在志愿军主力部队三十九军任职参谋长期间，军委电报调我到志愿军总后勤部任参谋长，我因不愿离开战斗部队而回电“请求收回成命”的错误(彭老总在志愿军司令部见到我时只批评了几句，没有给我处分)，也都写上了，现在想到鉴定书的内容，我都深感惭愧。

  我30年代初在旧军队当排长，受思想进步的教官影响而自觉秘密开展兵运活动，1935—1936年与几个战友先后组织两个连起义。参加红军后，历经多次战争，有过一些战功。但由于我不是中央红军，没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多年来都被视为旧军人出身，加之我有个性，决不迎合，敢讲真话，敢对上级提意见，因此我一直估计自己只能授大校军衔。当得知被授少将军衔时，我深深感受到党中央对革命者一视同仁的胸怀。

  1955年11月29日这天，南京大会堂内外军警警卫森严。上午8时前，南京军区受衔、受勋的军官都已提前入场。我们都是按规定穿1953年发的呢军服，戴大檐帽，佩戴军徽和胸章，穿1955年发的黑色松紧口皮鞋(入场时，来宾和将官的帽子留放在自己的汽车上)。

  我们将官是按横排座位一排就是一组。我在规定的座位就座后，看到主席台后墙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军旗，台前上沿悬挂着“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的大红横幅会标，会场布置庄严肃穆。将官都正身肃坐，等待自己即将获得的荣誉和最高奖励。

  8时整，身着威武、气派的元帅服的刘伯承元帅莅临会场，南京军区首长发出立正口令，全场起立。刘伯承元帅及主要来宾登上主席台就座后，全体听口令坐下。

  司仪宣布：“南京授衔、授勋典礼开始，奏国歌。”全体自动起立，此时我的心情激动，不仅为人民解放军辉煌的胜利历史感到骄傲，而且为人民解放军的未来构想了一幅光辉的图景。

  国歌奏毕、全体坐下后，司仪开始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命令”。接着宣布：“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然后开始唱名，听到唱自己的名字时，本人起立答“到”。每一组最后一名唱完，便由组长率领列队登上主席台，走到规定地点面向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元帅从第一名起，依次双手授予命令状，并与被授衔人握手，被授衔者亦用双手接受命令状，并行立正注目礼。待最后一名接受命令状后，这一组就在向导指引下去后台更衣室，凭更衣证领取更换新军服(旧军服放进新军服的空套袋内)。更衣完毕后，全组列队回到会场时，全体将官都已穿着领边和袖口都绣有金丝花边、双肩戴有星数不等的金色肩章的深蓝色西式将军礼服，英姿勃勃，神采飞扬。

  授衔完毕后，休息10分钟。然后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彭德怀部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校官军衔命令》。由于校官军装、肩章赶制不及，故只宣读命令，以后再补发新军服和肩章领章。于是，第二次休息10分钟后，便接着举行授勋仪式。

  司仪宣布，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第一批勋章命令》，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宣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第一批勋章。然后开始唱名授勋，除12位上将为一组另坐一处外，其他仍按每一横排为一组，列队有序地登上主席台，接受刘伯承元帅代表毛主席授予的勋章。

  授勋仪式与授衔相同，但被授勋人员回到自己的座位后，可以互相帮助在礼服胸前按图示挂勋章。待全部授勋完毕，司仪宣布“礼成”、“奏乐”，“前进、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胜利进行曲》军乐奏响，全体起立。待刘伯承元帅率领主席台上的首长离场后，全场喜形于色的将官、校官才按军阶次序先后离开会场。

  当天下午，在南京饭店举行了有当地党、政、军领导出席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的盛大鸡尾酒会，被授衔、授勋的全体人员和来宾的夫人都被邀请参加，盛况空前。晚上还举行了晚会。

  抗战时期新四军司令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即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军区)司令员、为庆贺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于典礼次日下午，以个人名义在南京饭店宴请被授予将官军衔的老部下。他致贺词说：“今天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同志们授衔、授勋，是授予每位将军以终身荣誉……”这句话语重心长，几十年来我都没有忘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前前后后准备了两三年，授衔评定工作非常复杂，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中央多次开会研究，评定方案反复讨论修定。授衔前，有的同志认为把自己的军衔评高了，主动向中央写信要求将自己的军衔评低。授衔后，还有的同志认为把自己的军衔评低了，思想上闹情绪。

  1956年，毛主席到南京军事学院视察。头一天，我们接到军事学院的通知：全院系主任以上的干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的院办公楼集合，规定不穿新军衔的制服，只能穿着军衔制前的军队服装。

  第二天，我们到达军事学院的院办公楼集合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接见我们，他同我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后来，我们才听到别人在议论，如果那天要是佩戴了军衔，毛主席就不会接见。

  1965年，我国军队的军衔制就取消了，军队官兵一律改为红领章、红五星帽徽，恢复红军时代的着装。我们的军队，官兵除开有职务级别的差别，其他无明显等级区别，以此来表示我军与资本主义国家雇佣军的不同，大家对此没有什么见，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