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启贤将军回忆录--第九篇 军事院校工作经历（三）

  第九篇：军事院校工作经历

  三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在有些问题上，我个人经历体会最深。在新民主主义武装斗争时期，党内就存在所谓两条路线斗争，时而反右，时而反左，斗争实践证明“左倾”思想对党的危害最大。

  在红军时期，红军内部以左倾思想指导搞肃反，据说在中央苏区肃反的对象是什么“ＡＢ团”，上至红军师、团一级的领导干部，下至红军战士，因为肃反而怀疑误杀了不少人。如：红四方面军路过陕南汉中时，对当地党组织肃反有误杀；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时，对西北军警三旅党组织肃反，也有不少党员被误杀；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因为肃反又把红二十六军的团以上干部扣留，幸亏党中央得知情况后及时予以纠正，才没有发生误杀事件。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当时，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来说，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行了“三反”、“五反”，目的是为了防止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浸蚀，这是正确的。但是在作法上，不是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而是采取发动群众，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这样，就无形中变成后来一个运动刚结束，另一个运动接着开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搞的“左”倾思想理论依据。

  我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三个方面问题不大，顺利过关了。不久，便让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下面去“打老虎”。当时政策规定，贪污、浪费达千元以上者，就称作“老虎”。我到安东的一个场站搞“三反”， 那是一个工程营，搞了半个来月的“三反”工作，毫无成效。那种捕风捉影整人的事，我是坚决不会干的。

  “三反”运动，逐渐扩大化，如：沈阳空军的政委整司令员；天津市经毛主席批准，严肃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人都是大贪污犯；政务院处决了畜产公司副处长薛昆山；公安部行政参谋长宋德贵也是大贪污犯等等。“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全党、全军一时引起了很大震动。

  三反”运动开始不久，接着是“五反”，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败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震动。

  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全国的威望越来越高，党、政、军大权逐渐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一切重大问题由他一人说了算。

  1958年5月，毛主席突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人员都是军队正军职以上的干部，我也参加了。会议主要内容为反对教条主义，点名批评的有两个人，即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同志、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同志，上上下下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即转向学习毛泽东思想热潮，空军领导强调要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导工作。刘亚楼同志提出“对毛主席的话引用的好不好，是个人水平问题，引不引用是个人立场问题”。我认为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主要是学他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抄录他的词句，就这两种不同态度，在我们党内引起了激烈的斗争。

  由党外到党内反右运动的扩大化，什么“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粮食亩产神化般的任意夸张。弄得上上下下说假话，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上书，反映一点儿真实情况，便被打成“反党集团”。党外著名“人口论”专家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被打成右派。反右扩大化，失去了人民民主监督。“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终于抓出一个“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发动群众进行的“三反、五反”，为巩固政权，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虽然有点扩大化也是必要的。至于当时社会上极少数人不满现状，煽动部分群众闹事，打成右派，我是拥护的。但后来针对旧知识分子、旧军队旧政府的人员，甚至军内、党内说过错话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这就过分了。我所在的空军系，就把几名旧空军人员打成右派，个别人经不起批斗，自杀了。

  反右斗争，从党外发展到党内，特别是庐山会议，原定是反左，因为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农村公社化、大跃进等一些实际问题，一下就被打成“彭黄反党集团”。

  彭德怀的为人我不清楚，而黄克诚同志我比较了解，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对党对毛主席很忠诚。说黄克诚同志反党，我不相信。

  为什么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在党的会议上向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问题，都不许讲，党的民主又到哪里去了？我口服心不服，以后谁还敢向党中央说真话？报喜不报忧，说假话成风，大概是从此形成的。

  1958年刮共产风，报道说河北的徐水县，是共产主义的一面红旗。我带着将信将疑的思想，组织机关干部和军、政教员到徐水县去参观学习，大家都兴致勃勃。

  我们一到该县，就被分配到几个村子里住下，接下来是连续几天的参观学习。我们看见一处猪圈里，有几十头大肥猪，每头都有五百到一千斤重；还有一小块棉花，长势很旺盛，说是亩产两千斤；还有一处正修建楼房，大学生在参加修建，楼房内安电话，说是将来全县分成若干个点，村居民都住楼房。

  清晨，全村居民包括八九岁的儿童都整队到地里去干活，叫作大兵团作战；还参观了几处小土群炼铁厂等。一天三餐吃的是稀饭窝窝头，有一天中午到县城听报告，中午饭是小米加豆子干饭，有一碗菜，这算最好的招待了。

  后来，我找当地的老年人调查，全是弄虚作假，什么棉花亩产两千斤，实际上只有八十斤，棉花靠施肥精心培植了一小块。养猪场的肥猪，是全县集中来的，专门供外县来参观的人看的。

  徐水县的县委书记，因为同毛主席合过影，便身价百倍，架子很大。我们住的村子，有一位姓黄的党支部书记，是从部队转业的排级干部，架子大，也自认为很了不起。

  我同空军学院政治部主任去拜访他，他的女秘书是一位大学生，出来对我们说：“我们书记还未起床，等会儿再来吧！”这算什么“共产主义一面红旗”。